荐读九江丨瓷都景德镇的都昌人

2021-11-07 11:52:00   长江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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瓷都景德镇的都昌人

■  徐观潮

借饷”百万,排出中国首个富豪榜

1926年,北洋军阀刘保兵败过景德镇,向景德镇商会会长吴瑶笙提出“借饷”一百万鹰洋,限三日内交清。

吴瑶笙紧急召集全镇财东联席会议,商讨筹款事宜。会议整整开了一天两夜,先是确定筹款原则,按资产分摊。可问题出来了,财不露白,谁知道谁的资产有多少?最后都昌首富余英泾说,手摸着良心说话!吴瑶笙说,景德镇的财东还从来没有排过名,今天就借筹款排排名。既然说到良心,佛最慈悲,就按自报财产确定三尊大佛、四大金刚、十八罗汉。

报名结果,余英泾、余旺青两位都昌窑户做了大佛,都昌窑户冯承就、余略盛跻身于四大金刚,王家琨等九位都昌人成了十八罗汉。

在这25名财东中,都昌人占13位,均从事制瓷业。徽州人有8位,6位开钱庄,1位开药店,1位卖南货。两名瓷商分别来自广东、湖北。抚州1人,从事制瓷业。乐平1人,从事油坊加工业。

25名财东三天内筹集了80万鹰洋,救了景德镇。

三尊大佛、四大金刚、十八罗汉是中国第一个富豪榜,比2003年10月30日正式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早77年。这个有着浓郁香火味的富豪榜不仅仅是财富的比拼,还是凡体佛心做人做事最高境界的较量。

1930年五月初十,方志敏率红军一个独立团首次攻克景德镇。都昌人第一个挂出欢迎红军的条幅,并为红军筹措军饷万余元,都昌有4000多名瓷工参加了红军,成为红十军的主力。

都昌人在景德镇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强势?都昌人对这个千年瓷都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影响?

设置军窑,都昌人走进昌南

都昌人改变景德镇还得从明朝说起。

明朝以前,景德镇仍是一个工商业聚集的小城,仅东南部原料出产地零星分布着一些窑场,镇区是瓷器销售商站。洪武二年,朝廷在镇之珠山设御窑厂,乡间民窑开始向镇区集中。

都昌是伸向鄱阳湖中心的一个半岛,上旱下涝,人口密度大,资源贫乏。都昌人还饱受血吸虫病之苦。景德镇让都昌人绝处逢生。

第一个到景德镇业从事瓷业的都昌人无从查考,但大批都昌人涌入景德镇,当属明初大将军于光创立军窑的那一次。于光,派名叙五,又号文炳。都昌狮山八都人,出生于元泰定四年(公元1327年)八月。他自幼饱读诗书,深明大义,磊落有大志,能作文赋诗,会弹琴,通岐黄(中医),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。于光使的是一柄方天画戟,英勇无敌。

元末元顺帝在位时期,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于光为了保卫乡里,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,抵御外敌。徐寿辉部攻下饶州,于光便率部归附了红巾军。至正二十年,陈友谅杀徐寿辉,自立为帝,国号“汉”。徐寿辉旧部不服,纷纷离开陈友谅。于光也于当年七月赶走了陈友谅派到浮梁的同知,并起兵攻下饶州,率部归顺了朱元璋。朱元璋任命于光为江西参政,仍镇守浮梁。

不久,便发生了著名的鄱阳湖大战。于光在鄱阳湖边上长大,又作战勇猛,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朱元璋把于光几乎当成了贴身护卫。于光在这次鄱阳湖大战中,孤身救主,后又在火攻陈友谅水寨时,奋勇当先,屡建奇功,深得朱元璋喜爱,封为鹰扬卫指挥使。

1364年阳春三月,就在于光即将离开鄱阳湖,离开浮梁,奉命去扫除陈友谅余孽时,发生了一件令于光也很无奈的事。于光旧部是都昌人,具体说还是都昌以东的三都、六都、九都、十都人。都昌东乡地少人多,本来生活就苦,再加上战火烧到家门口,没有活路,不得不拿起刀枪跟着于光杀出一条血路。鄱阳湖大战之后,赣东北乃至整个江西都成了明朝的大后方,东乡人便不愿跟着于光过刀头舐血的日子。于光不忍心看到当初一起上战场的老乡彷徨无助,主动奏请吴王朱元璋,在昌南镇设立军窑,专门为军队烧造瓷器。这样,他的这些老乡不仅可以留在昌南镇,而且不愁当地人排挤,也不愁本钱。

2006年,在丽阳旧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面积的瓷窑,里面尚有不少碗盘等器皿。这些旧窑址可能就是于光当年设置的军窑。军窑把都昌人带进了昌南,为后来景德镇的“都帮”崛起和称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上镇下乡”,一条谋生之路

在都昌或者景德镇,如果你听到“上镇”或“下乡”,那一定是“去景德镇”或“回都昌老家”,而不是去其他任何地方。都昌人从来是把景德镇当成自己家乡所在的集镇,而非饶州府的景德镇。相当多的景德镇人也把都昌当成景德镇的乡下,而非南康府的都昌县。都昌人去景德镇,就像赶集,许多景德镇人到都昌,就是回家。

上镇下乡是都昌人几百年来走出来的一条谋生之路,也是一条充满艰辛和凶险的创业之路,还是一条思乡之路,一条魂归之路。

都昌到景德镇,水陆均可通达。无论水路还是陆路,都只有“百数十里”。走陆路,步行一般需要三天,身体强壮者两天亦可到达。遇上天气不好,走四五天也是常有的事。陆路经土塘、土桥、曹家店、长山坳(都昌西部人经马涧桥至长山坳)、漳田渡、油墩街、鸟山、盐山、柘港、螺丝港、碧山、马尾港、田坂街、大金盘岭、梨巴树下、浑水岭、洪源、罗家桥到景德镇。这条路上有歇店供行人住吃,还有凉亭供行人歇脚。唯有长山坳、梨巴树下荒无人烟,行人经过这里,没有强盗出没尚要捏一把汗,有强盗出没就要脱层皮。漳田渡是上镇下乡的必经渡口,鄱阳人常凭借这一天堑,公开敲诈勒索。

走陆路艰险,走水路同样凶险。如搭小水是指漳田渡两岸有15华里的低洼地,遇到大水年份,一片汪洋,上镇下乡,只能搭小水。就是两头步行,中间坐船,而且是夜里行船。搭小水有固定地点。上镇,芗溪、南峰、万户、周溪是固定点。下乡,鄱阳的江家桥是固定点。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到,就能搭上小水船。小水船是一个又闷又热的大货舱,一堆人蜷缩在一起。顺风顺水,第二天一早便能到达。如果遇到恶劣天气,就要在固定点呆一两天。最怕的还是上船后遇到大风暴,船毁人亡。遇上了,就只能祈求祖宗保佑。

一首民谣说出了上镇下乡的都昌人心里的恐惧和凄凉:“一怕土匪山寨,二怕水盗劫财,三怕狂风恶浪,四怕浪打沙埋。”都昌人别无选择,要么从这条路步入天堂,要么从这条路走向地狱。

三藩之乱,瓷业格局大反转

“官搭民烧”对都昌人而言是机会,对景德镇的制瓷业却是灾难。

明末御瓷烧造,或由工部,或由地方官,或派烧造太监,统摄不一。朝廷大量的御器通过“官搭民烧”“尽搭民烧”,对景德镇制瓷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加上督陶官借上供之名,分外苛索,屡出事故。如果再遇到天灾,激起民变也不足为奇。隆庆五年,正值兵灾、天灾之后,瓷工在饥寒线上挣扎,朝廷却强迫景德镇烧造御器十万余件,引发地方工匠罢工。万历二十五年,巡按方河以监委厂事,刑扑镇民,激起民变,放火烧了御器厂门场。一连串的民变致使景德镇制瓷业迅速衰弱。土著窑户纷纷关门歇业。都昌窑户往往没有定居下来,算是客寓,非浮梁纳赋当差之民,有钱赚则赚,没钱赚就逃归原籍,因此哪怕能糊一张口,就不会放弃。都昌人在苛捐杂税繁重的逆境中,不仅没有退缩,反而在制瓷业的各个领域渗透得更深。倒是户籍在本地的景德镇人不堪重负,干脆靠山吃山,慢慢退出了制瓷业。

之前,如果这里的土著窑户还能哭,那么到康熙十二年土著窑户哭都没有眼泪了。景德镇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。三藩之乱后,景德镇几乎成了一片焦土。

悲剧就是一种毁灭。悲剧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资产,毁灭了土著人的全部意志,也毁灭了土著人的地域优势和人脉关系,更主要是打破了土著人的传统垄断格局。格局打破了就要重新构建。

至清初,都昌人已掌控了挛窑、满窑等关键行业。在技术层面,“都昌帮”已不逊色于土著窑户。都昌人在天灾人祸中泡大,更是善于随机应变。

康熙十九年,形势发生了逆转。康熙在政治上实行“与休息、爱养百姓”的治国方略,恢复官窑,放松对民窑的控制。经济上,官窑和民窑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单纯、平等的经济关系,官窑对民窑的苛索大为减少。烧造实力上,官窑和民窑之间瓷器生产的质量已经没有什么差距。官窑和民窑通过相互竞争,相互交流,共同促进,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官民竞市”。 康熙二十二年,清朝收复台湾,重开通商口岸,亚洲各地区间的瓷器贸易如火如荼。在国内外日益庞大的市场刺激和优质原料高岭土全面开放的情形下,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迅速恢复。都昌人再次蜂拥而来,重操旧业,反客为主。

都昌人在此之前都是以宗族为团队,宗族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——都昌会馆,行业分工也十分明确。

1962年,江西历史学会启动了对景德镇制瓷业历史的调查,从明代开始,旅景都昌人先来4姓,继来24姓,再来48姓,共有70余姓之多。据都昌七姓宗谱所做的《都昌七姓宗谱所见明清以来殃殁葬景镇浮邑人数统计表》、《都昌四姓宗谱所见清代以来在景镇经营窑业(或泛言经商)人数统计表》来看,都昌旅景业瓷人数出现过四次高峰:第一个高峰在明朝嘉靖、万历年间,第二个高峰在清朝康熙、雍正年间,第三个高峰在乾隆年间形成,第四个高峰在嘉庆到道光年间。都昌人旅景是以同姓同宗同族为单位,像大海里的波涛,一波接一波,一浪压一浪,不断向景德镇的制瓷业发起集团式的冲锋。

都昌人到景德镇,一般是先做佣工,然后积累资金和技术,转而成为窑户。在陶瓷众多行业中,大致可分为瓷土业、匣钵业、烧窑业(分柴窑、槎窑)、制瓷业(分圆器、琢器两大类)、彩绘业(旧称红店)、看色业、包装业以及为瓷业服务的其他行业。都昌人基本上控制了烧窑、圆器、满窑、挛窑、彩瓷(红店)、器匣等关键技术。

四窑九会,垄断景德镇制瓷业

如果说都昌会馆是都昌人的联谊组织,那么四窑九会就是都昌人的行业管理组织。这两个组织,一个以乡情为纽带,一个以行规为准绳,对内拥有绝对权威,对外享有让外籍人敬畏的话语权。

明末清初,柴窑兴起。都昌柴窑窑户组成了“陶庆窑”行帮,槎窑窑户组成了“陶成窑”行帮。之后,造古器业的业主组成“允成窑”,造灰可器的业主组成“裕成窑”。这四窑中,陶庆窑是行业中最高层次的组织,财大势大,独树一帜。民间流传,陶庆窑的总老板顶半个知县。民谣也说:坐着的浮梁县,站着的陶庆窑。之后,陶成窑、允成窑、裕成窑三窑又以经营大致相同品种的小业主和厂主为基础组成了“九会”,并冠以社名。即:脱胎器业的“玉庆社”,二白釉业的“永庆社”,四大器业的“同庆社”,四小器业的“义庆社”,饭闭业、酒令盅业的“合庆社”,满尺业的“福庆社”,七五寸业的“古庆社”,冬小器的“集庆社”,古器业的“聚庆社”。这三窑九会与陶庆窑并列,人又称四窑九会。四窑九会控制着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。陶庆窑和陶成窑还在属下成立了保槎公所和保柴公所,配有武装丁警。

清朝中叶,都昌有大、中、小窑户千余家,垄断了景德镇制瓷业,掌握了制瓷72道工序的绝对话语权。乾隆年间,景德镇名人郑廷桂《陶阳竹枝词》写道:“而今尽是都鄱籍,本地窑帮有几家。”嘉庆年间,浮梁县衙秘书龚铽的《景德镇陶歌》第一首便是:“江南雄镇记陶阳,绝妙花瓷动四方;廿十长街半窑户,赢他随路唤都昌。”这时的四窑九会已不再是站在留住乡愁起点上的“草鞋帮”,而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景德镇瓷业朝多元化发展庞大的行业帮会。

1924年至1949年景德镇有柴窑112座,其中都昌人有101座,占柴窑总数的90%以上,建国初,景德镇有人口19万人,其中都昌籍达10万人。

大量外销,成为世界瓷都

景德镇自宋真宗御赐“景德镇”之后,一步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。如果说明代以前景德镇是中国瓷都,那么到了清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瓷都。

1603年2月,一艘葡萄牙商船“卡塔林那号”载满中国货物行驶在马六甲海峡。几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快船突然把“卡塔林那号”包围,发动攻击并迅速俘获“卡塔林那号”。荷兰人将船上数十万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,震惊了欧洲,法国国王亨利四世、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了竞拍。一时间,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、贵族和商人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远东,投向中国,投向景德镇。景德镇渐渐进入制瓷快车道,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。

从葡萄牙人来华算起,三个世纪内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在欧洲登岸,另外还有巨额的瓷器销往东南亚各国。这些瓷器多数产自景德镇,绝大多数出自都昌人之手。瓷器的大量外销,使景德镇瓷业成为全球经济循环、东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中心。景德镇瓷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瓷业,而是早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折射,以至于后来中国、景德镇、昌南与China出现了戏剧性关联。

在明清两朝,都昌人从赤脚上岸到逐步占有景德镇制瓷业绝对份额,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,不经意间把景德镇推上了世界瓷都的巅峰,改变了一个世界。

作者简介

徐观潮,原名徐贵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,九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创作作品共 200 余万字,独立创作并结集出版文学专著 6部:长篇历史小说《名将陶侃》、长篇小说《信访救济手记》、历史文化散文集《失落的文明》、纪实文学作品《烈焰瓷都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同根兄弟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健康档案》。报告文学获江西省第二、五届井冈山文学奖。作品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。江西省作家协会为《名将陶侃》举办作品研讨会,中国作家协会为《中国健康档案》举办作品研讨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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